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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谈钱钟书对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样式的

2018-11-27 17:14:00

略谈钱钟书对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样式的研究

钱钟书在《七缀集》中有《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这样的诗画比较专论,在《谈艺录》中有专节论诗乐离合,在《管锥编》里有论嵇康《琴赋》条、《声无哀乐论》条,论王羲之《杂帖》、《三月三日兰亭诗序》、《书论》条,宗炳的《画山水序》条,卫恒《四体书势》条,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王僧虔《条疏古来能书人名启》、《论书》条,谢赫《古画品》条,庾元威《论书》条等专论书画音乐艺术的部分,此外还有别处的只言片语,以及书信中的讨论的等等表现了钱钟书在这方面的心得。 对书画音乐等艺术的探讨是钱钟书雅喜谈艺的重要表现,贯穿了他学术生涯的始终,对书法艺术,钱钟书在《石语》中就有年轻时对当时书法某家放言无忌的“终似放脚娘姨,不甚自在”的评论,到后来的《管锥编》中则将书法艺术研究和学术探讨融为一体,对书法史的源流,对书法家的品评,以及世风政俗的书法影响,文学和书法的一些细节考辨,都达到了熟练之极的程度。比如对王羲之的书体不“犯”就非常欣赏,并引述多家之言来作为佐证,对王羲之的书法和文章结合达到的极高水准总体上是赞赏的,但又讽刺了王羲之的“伪清静”。对书法家的品评,以论梁武帝《观钟繇书法十二意》中的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人书法的排行榜变化这个例子为一大典范。钱钟书通过考辨把钟繇、王羲之、王献之三人的书法排名在历史上的演变问题揭示出来,分析了封建帝王在书法史上凭借势力产生的影响和后世的不以为然,又表达出对人情物态的感慨。这是钱钟书经常借题发挥的一贯风格。 钱钟书对中国书法的韵与质也有论述,指出世人对谢赫《古画品》中“气韵”说的玩忽误会,指出北宋范温已经失传的《潜溪诗眼》是我国首拈“韵”以通论书画诗的着述,然后钱钟书博引中西典籍来阐述“韵”之大义,并发明黄庭坚用“韵”论书的例子,从而使人体会到要重视韵与质的关系问题,而不是仅仅去追求一种虚无缥缈的“神韵”而忽视功力和质地。这段论述是钱钟书《管锥编》中较为少见的长篇幅的一节,再次显示了颇为惊人的中西文献功力。除此以外,钱钟书还论述到“善写者不鉴”,“善鉴者不写”的书法理论问题,南朝亦有碑,而非世人通常所谓的只有北碑的这种看法。这种对中国历史文献的全景式观照,使得他可以就书法的某一现象进行历史上源与流的考察和辨析,并从中得出既有趣又发人深思的结论。和历史学家陈寅恪一样,这种列举大量历史实例,作者只是轻轻评点数句的写法往往使人信服。 钱钟书对绘画艺术的研究虽然在一封书信中他陈述了自己的绘画看法之后自称“胡说一通”,但依然可见卓识。钱钟书对林纾很熟悉,而林纾就有《春觉斋画论》,他是不是受过林纾的画论影响,需另文考辨。钱钟书的这种绘画方面的不同一般的见识仅从《中国诗与中国画》,《读拉奥孔》这两篇论文中就可看出来,虽然《中国诗与中国画》这篇论文已有钱学研究学者李廷华指出有“问题”,但仍具不可忽略的价值。钱钟书论绘画,当然是属于鉴赏范畴,所谓纸上谈兵,钱钟书的优势依然是文献掌握上的全面,因为有诗歌艺术修养的深厚背景,再加上文献考证,得出的看法依然是钱钟书式的。在钱钟书的关于艺术的学术思考里面,诗画关系是一个关注的重点,钱钟书在《谈艺录》中提出“神韵”的艺术境界问题,后来在《管锥编》里论谢赫《古画品》条里考论“韵”说。在《中国诗与中国画》中的立论是中国绘画崇尚神韵派,而中国诗歌却崇尚杜甫的现实主义一派,形成一个矛盾现象,可见钱钟书对诗画风格上的把握与辨析,对绘画不如说是对画论的剖析使他意识到问题的所在并加以发现梳理,从而形成对中国绘画理论的某种完善。论北宋范温已经失传的《潜溪诗眼》一书是典型例子,指出了画学历史上用“韵”论绘画的理论的来龙去脉,还有论述《宗炳画山水序》也是典型的例子。 钱钟书论绘画重视的是具有美学意义的画论,较少或者说极少具体的画家品评,但也有,如《谈艺录》中对元代画家赵子昂的画风论述。这种论述和他的书法评论是有所不同的,这和他的缺少实践经验不无关联,或者在具体的绘画作品鉴赏上用功不多,至少从目前的各种传记材料情况来说,钱钟书确实没有什么这方面的表现。钱钟书的绘画论述又和他的书法论述有共同之处,重视绘画理论之外的文化背景考察以及绘画历史的流变,对世风政俗的影响考察,处处显露出强烈的文化通变观和对历史的明晰认识。 钱钟书对音乐艺术的论述也和对绘画艺术的论述一样,主要从美学的意义上来说,而非十分具体的品评,在这方面,钱钟书几乎没有对具体作品的鉴评,涉及文字也较少,这和评论绘画艺术一样缺少实践经验有关。同样我们也几乎没有看到钱钟书喜爱音乐艺术的描述,当然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面面俱到,这就决定了钱钟书的论述只能停留在十分抽象的层次上,而且更多的是借鉴别人的理论成果。在《谈艺录》多处论及音乐和文学艺术的关系问题,其中以附说五“西人论诗乐离合”为集中,反映了他的相关观点。《管锥编》在论述嵇康《声无哀乐论》中引用到西方音乐学者如汉斯立克的论述,还有揭示孔颖达诗经注疏中富有中国美学史意义的诗歌音乐关系的论述,“中国美学史得不留片席之地与之乎”,但钱钟书的相关表述很少自己的看法,钱钟书的音乐艺术论主要是在美学的意义上附属于他的语言艺术尤其是诗歌艺术探讨的,这方面的研究不是钱钟书学术研究的主要关注点。这和美学家蒋孔阳的着有《先秦音乐美学》以及哲学研究者叶秀山有大量京剧论文有所不同,也反映了纵然学问通博如钱钟书,也必然是有局限性的。 在戏剧艺术方面,钱钟书早年还写过批驳王国维的戏剧论文,但是钱钟书后来并没有发表多少关注戏剧的论文,虽然他的论着中引了大量的传统戏剧作品,对莎士比亚戏剧的熟悉,还论述过狄德罗的戏剧论点与中国俗语“先学无情后学戏”的相似,但戏剧艺术本身也不是钱钟书的关注重点,不是体现钱钟书相关学术成就的重要领域,这和美学老人宗白华都有所不同。在词学艺术上,随着学界对《容安馆札记》的梳理,已经发掘出相当数量的词论,如复旦大学的王水照教授等学者就已经抄出多达四万字篇幅的词论。钱钟书以前不太为人所知的词学艺术思想也将会慢慢被了解。 钱钟书在书法绘画音乐戏剧等艺术的研究方面有相当的修养,利用他学力上的优势,作出了一定的理论发现,并同样显示出他的打通古今中外的治学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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